休彩14场胜负开奖结果:黃帝歷史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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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16-01-05 17:29

14场胜负彩新浪 www.lunccm.com.cn    春秋以降,神仙家和論道之人將黃帝涂飾成神仙形象;戰國以降,儒家將黃帝推崇為古代帝王,為塑造黃帝的歷史形象預設下鋪墊;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黃帝竟成為歷史”。按照這段論述理解,使“黃帝竟成為歷史”者是司馬遷。

、中華正史第一本紀

   在中華傳統文獻中,《史記》是影響最深遠的經典。但是,作為該書開篇的《五帝本紀》,由于所述對象時代久遠,其史料是否可信,在司馬遷之后成為長期爭論的問題。尤其自20世紀初以來,許多學者對《五帝本紀》提出質疑,其中黃帝更是受重點批判乃至被否定的對象。

   陸懋德是否定《五帝本紀》的代表,他認為:“吾人試取《史記》首篇《五帝本紀》為例如下:此篇是真本,作者是司馬遷,作成于漢時,寫定于漢京,已無問題。但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觀察,而是得之傳聞,且其傳聞是取之于《五帝德》, 《帝系姓》,及《堯典》, 《舜典》等書。前二章已言史料須用同時代的記載。今考《五帝德》,《帝系姓》,今在《大戴禮》內,是漢初作品,而《堯典》,《舜典》,今在《尚書》內,是周末作品,皆非五帝時的同時代的史料。如此,則《五帝本紀》之價值自見。價值如此,則此篇之不足為信史,不問可知?!甭巾麓郵吩囪У囊話閽沓齜?,認定《五帝本紀》“不足為信史”。他似乎從根本上顛覆了《五帝本紀》,但是我們不得不說他忽略了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由于西漢距離上古已經久遠,司馬遷肯定不能直接觀察到五帝時代的情景,他聽到的傳聞必然是模糊的,甚至是扭曲的。至于五帝之首的黃帝,相關史料必然最為稀缺,即使有所流傳,也往往遺存在后世文獻中。所以,司馬遷撰寫《五帝本紀》時,只能從傳聞之中汲取史料,或者轉述他所能見到的間接文獻。陸懋德的看法值得商榷。缺乏文獻,不等于沒有歷史。實際上,人類沒有文獻的歷史遠比具有文獻的歷史漫長得多。不能因為缺乏文獻就不去考察上古歷史。

   與陸懋德不同,梁啟超是直接針對《五帝本紀》的文字加以批判的。他言辭激烈地指出:“帶有神話性的,縱然偉大,不應作傳。譬如黃帝很偉大,但不見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紀》,亦作得恍惚迷離。不過說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這些話,很像詞章家的點綴堆砌,一點不踏實,其余的傳說,資料盡管豐富,但絕對靠不住。縱不抹殺,亦應懷疑?!鋇?,《五帝本紀》中“黃帝紀”的大部分內容并非如此,所以梁啟超所謂“絕對靠不住”的話未免流于絕對。

   顧頡剛對司馬遷面臨的難處倒是頗能理解,所以他的觀點不像陸懋德和梁啟超那樣激烈。在顧頡剛看來,《五帝本紀》的編排體例顯示了司馬遷的歷史系統,這個系統在人物的“斷限”上是立有“標準”的。這個“標準”的上限以黃帝為界,在黃帝之前者都屬于傳說人物,在黃帝之后者均歸入歷史系統。

   作為嚴謹的歷史學家,顧頡剛雖然對黃帝的歷史存在提出了質疑,但是對《五帝本紀》并不像梁啟超那樣絕對地否定。他對其中的記載是抱著一分為二態度分析的,為此第三節中將要談到。

   在這里要強調指出的是,盡管顧頡剛對與黃帝相關的記載心存懷疑,卻還是通過對比的手法盛贊了司馬遷劃定傳說人物與歷史人物界限的意義。他指出:“司馬遷生于戰國百家寓言之后,帝王能舍伏羲、神農、燧人、有巢,名人能舍許由、務光、列御寇,確不容易,辨偽史中當列一席。使班固為《史記》,則《古今人表》中許多神話人物悉當收入矣?!貝由瞎嘔煦緄氖妨現姓沓鐾沸?,撇開眾多的傳說人物,從而建立起清晰的歷史系統,無疑是司馬遷對中國歷史學所作的偉大貢獻。通過盛贊司馬遷的辭句,我們也感受到了顧頡剛高屋建瓴的史識。

   不過,司馬遷的卓越之功更在于將《五帝本紀》確立為《史記》的開篇,從而將黃帝樹立為中國歷史第一人。唯其如此,黃帝才能脫穎而出,才會作為客觀個體而被歷史學家塑造,才有被后世社會弘揚的價值。唯其如此,司馬遷的成就才超越歷史學的范疇,受到社會廣泛而持久的推崇。

   司馬遷宣稱,要將《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他的愿望后來實現了。繼司馬遷之后,歷朝史家輩出,歷代史傳不窮。數以千計的史傳凝聚成為系列的中華正統史書,號稱二十六史。從時代上看,除《史記》為通史外,其余二十五部均為斷代史,但是紀傳式的體例卻是一脈相承的,內容是連續不斷的。這樣,《五帝本紀》就不僅僅是《史記》的首篇,而且成為整個中華正史的第一本紀了。在《五帝本紀》之后的紀傳,無論如何層累疊加,也都改變不了黃帝的首要位置。于是,作為司馬遷歷史系統中第一人物的黃帝,也就成了中華傳統中不可動搖的第一人物。

、虛實之間歷史形象

   盡管梁啟超、陸懋德和顧頡剛對五帝歷史存在的判斷都存在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他們的相關言論已經形成強大的沖擊力,誠如陸懋德所言,“三千年以前之堯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響”。豈止是“堯舜禹者”,堯之前的黃帝、顓頊與帝嚳更是不待而言了。受此強烈的沖擊,學術界對黃帝的質疑日趨多見,黃帝形象的“迷離”仿佛成為共識,否定《五帝本紀》的看法幾近于定論。這也成為現代一些研究中竟可以置中國上古歷史不顧而奢談黃帝形象的成因。孫隆基就提出“在中華文明被納入西方中心的邦國秩序之前,根本不會有‘民族肇始者’的構想”之觀點。

   孫隆基不顧春秋戰國時代“黃帝故事的演變次序”,非但把黃帝始祖形象的成因推遲到明清以后,而且將黃帝歸結為“一首一尾都是舶來品”。如此極端的議論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黃帝紀”可以劃分為三個部分:開頭第一部分,交待黃帝的出身、姓氏及成年之前的情況;中間第二部分,描述黃帝的創業過程與歷史功績;結尾第三部分,記錄黃帝身后的世系。

   黃帝原本出自傳說,西漢以前長期被供奉在仙境,司馬遷立意要將黃帝拉到俗界,就必須賦予其人格。在贊頌黃帝的文字中,連用了“生”、“弱”、“幼”、“長”、“成”五字,這五字正好是人生的五個必經階段;在這五字之后,連用了“神靈”、“能言”、“徇齊”、“敦敏”、“聰明”五詞,這五詞除“神靈”以外都是用于形容個體的性格與智商的。所以,看似虛譽的文字其實不虛,恰恰具有使黃帝人格化的意義。至于“神靈”一詞,雖然常常使用于仙界,但是當它與“生而”連寫一起,就成了似神的意思。似神,乃人而非神也。司馬遷真是“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黃帝紀”的第二部分描述黃帝的創業過程與歷史功績,是該紀重心所在,然而在黃震與梁啟超的批判之中卻被輕易地撇開了。這部分清晰地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表述黃帝生平事業的三個階段。如果將黃帝建立的部落聯盟比附為后世所謂政權的話,那么黃帝的一生就是與其政權的確立、鞏固和建設同步發展的:第一層次,戰敗炎帝與蚩尤,成為統領中原的軍事部落聯盟大酋長,是確立政權階段;第二層次,征服不順從者,開疆拓域,是鞏固政權階段;第三層次,訂立制度,發展生產,是建設政權階段。

   第二部分中確實含有夸張的成份,如黃帝統治的區域,所謂東、西、南、北四至,范圍過于寬廣;還有過于理想的成份,如所謂“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概念過于抽象。不過,黃震不得不承認其中記錄著實實在在的“一二事”,那就是“殺蚩尤與以云紀官”。殺蚩尤是部落戰爭的寫照,以云紀官是訂立雛形的官制。除此“一二事”外,第二部分中還記錄著不少實在的內容,那都是反映上古時代歷史發展狀況的大事件。比如,為了與炎帝爭天下,黃帝發動過三次大的戰役,然后才“得其志”,這其中就有很具體的人物與激烈的場景;又如,“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則是安排諸侯去管理分布在各地的部落,以安定統治局面;還如,“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便是帶領部眾勞作,從事農耕與培育牲畜。至于被黃震批評過的封禪之事,其實是指原始的崇拜神靈活動,不能因為“不經”而否定其曾經發生??杉?,第二部分中并不缺乏具體的內容。與其他反映上古歷史的文獻一樣,它的文字是簡練而樸素的,但是透過高度概括的語言同樣能夠解析出復雜生動的情節。

   當然,與堯、舜二紀相比,“黃帝紀”的內容是相對簡短的。不過,從堯、舜比黃帝生活的時代較晚的角度考慮,后者略于前二者是正常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時代的遠近,本來應該詳于“黃帝紀”的顓頊、帝嚳二紀反倒略于“黃帝紀”,這也反襯出“黃帝紀”較此二紀實在,因此不能一概地按照梁啟超所云,去“抹殺”與“懷疑”之,而應該有區別地對待。按照內容的詳略和虛實程度,《五帝本紀》中的各紀可以劃分為三類。堯、舜二紀系抄錄文獻而成,具有實在的內容;顓頊、帝嚳二紀均為編制的套辭,為虛夸的語言;“黃帝紀”則介于虛實之間,不過其中實在的內容遠多于虛夸的語言。這樣的對比正好說明,在五帝之中,司馬遷對黃帝的考察是用力較深的,應該相信他主觀上肯定不想讓“黃帝紀”留下“不踏實”的感覺。

   至于客觀效果如何,那就只好見仁見智了。

   客觀而論,與黃帝相關的種種事件大多是在中國上古時代發生過的現象,符合現代歷史學和考古學已經取得的經驗和成就。筆者在前文中維護“黃帝紀”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黃帝紀”的真實與黃帝本人的真實卻不是相同的概念。將與黃帝相關的種種事件歸納入一篇本紀之中,其實無可厚非;但是,將這些事件全都歸結到一位人物身上,就不免令人疑惑?;謊災?,正因為與黃帝相關的種種事件大多是發生過的真實現象,所以黃帝本人的真實性反倒值得懷疑。因為就個人畢生精力而言,就上古時代技術水平而論,誰也難以具有在那么廣闊的時空中活動的經歷,誰也實現不了那么多豐功偉績,無論他是多么“神靈”。所以,曾有諸多學者發出種種質疑并非沒有道理。

   不過,出現“黃帝紀”的真實與黃帝本人的不真實如此矛盾的現象并不奇怪,那是因為誤將黃帝看作個體而造成的。其實,能夠作出如“黃帝紀”所云那么多歷史貢獻的,絕對不會是某個個體,只能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應該由前后相繼的若干部落領袖組合而成,他們代表著上古史某個輝煌階段中活躍于黃河流域的一支成就突出的部落聯盟,黃帝是他們的共同稱號。

   令人費解的是,以太史公的大智大慧何以不能覺察到作為個體的黃帝難以承載太多的豐功偉績呢?其實,若以個體之說去理解司馬遷筆下的黃帝是不準確的。司馬遷撰寫“黃帝紀”的宗旨,是要塑造一尊絕對完美的人物造型。他筆下的黃帝,看似個體,卻非個體,那是將若干世代黃帝群體的豐功偉業經過集中凝煉而升華成就的歷史形象。

   唐代張守節在“黃帝紀”之“節用水火材物”條下作《正義》, 他引用《大戴禮》所記孔子的說法去解釋“黃帝三百年”的問題,借以表達他對司馬遷良苦用心的深刻理解。據《大戴禮》記載,孔子與宰我有過如下的對話: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p>

   這段所謂“黃帝三百年”的說法,是儒家學派出于對黃帝的景仰而作的抽象化描繪。正是由于這種“人耶抑非人耶”觀念的影響,司馬遷將黃帝塑造成了介于虛實之間的歷史形象。

、封建帝王理想樣板

   司馬遷從眾多黃帝的集合中抽象出一尊處于虛實之間的歷史形象,其意義并非僅僅表示歷史系統是從黃帝開始的,而且更在于現實。他的目的是為西漢朝廷樹立一尊理想的帝王樣板,以供當朝的漢武帝借鑒。

   西漢初期實行無為之治,由于政治思潮的推波助瀾,遂使漢初學者多治黃老;由于學者的影響,黃帝早就成為社會上重要的崇奉對象。至武帝朝,雖然改變無為之治方針而獨尊儒術,但是武帝本人好大喜功,依舊熱衷于封禪。中年以后,武帝壯志已成大業,企望永享榮華,因此追求長生不老,從而更加醉心神仙之道。于是,方士就迎合上意,大搞騙術以蠱惑武帝。而黃帝遠比老子地位崇高,在眾多得道成仙者中格外耀眼;況且黃帝的時代距離西漢甚為遙遠,便于附會諸說,所以就成為方士競相向人主進言的頭等角色。方士將黃帝奉為得道神仙,司馬遷則要使黃帝脫離仙境投向人間,彼此針鋒相對的思想傾向必然會產生強烈的意識沖突。

   所以,司馬遷一方面撰寫“黃帝紀”,正面樹立黃帝在人世間的崇高形象;另一方面又撰寫《封禪書》,以揭破方士“表里”,通過對反面現象的批判以鞏固黃帝的正面形象。

   關于方士的伎倆,司馬遷在《封禪書》中剖析得十分清楚,大體遵循以下途徑:首先,表演沙石化金等變幻之術,以此騙取世人信任,達到揚名目的;繼而,通過各種途徑,逐漸接近人主;進而,以不死之藥作為釣餌,引誘人主追求;然后,借修煉成仙之路的曲折過程,不斷獲取功名利祿;最后,描述仙境的虛無縹緲,作為自己遁跡的鋪墊。按照這樣的伎倆去忽悠,人主很難不中其招數。

   在方士百般施展的伎倆中,齊人公孫卿的招數算得上是登峰造極的。公孫卿借用所謂申公之語向漢武帝演講了黃帝成仙的經歷:黃帝,既能夠在游歷五山之際與神相會,又不妨礙征戰四方;投身塵世功利活動和享受人間榮華富貴,絲毫也不影響最終達到長生不老的境界。何況,作為升仙的結局,還留下了鑄鼎既成而乘龍上天的壯觀場面。這情景著實令人驚羨,難怪漢武帝禁不住發出感嘆:“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漢武帝的感嘆是半真半假的,渴望長生是真,丟棄塵世享樂是假,被群臣與后宮簇擁著登臨仙境才是他追求的目標。

   更為可惡的是,公孫卿等方士號準了漢武帝的脈搏,他們竭盡逢迎之能事,將漢武帝吹捧成為活黃帝。顧頡剛指出:武帝心中也不免飄飄然起來,以為自己真是在世的黃帝了。對于方士與漢武帝的呼應,司馬遷深惡痛絕。所以,他一方面在“黃帝紀”中斥責方士供奉的黃帝神仙偶像“不雅馴”,另一方面又在《封禪書》中大量地鋪敘“搢紳難言”的荒誕現象,這樣做都是為了維護他塑造的黃帝歷史形象。

   不過,漢武帝如此沉溺于成仙之道,如此虛妄地自比黃帝,要消除他的意念是困難而又危險的。既要批判方士的卑劣和漢武帝的荒唐,又不得不顧慮自身的安危。這就難怪《封禪書》在寫作風格上采用了迂回類比的形式。

   同出于司馬遷之手,“黃帝紀”行文工整, 《封禪書》卻寫得恍惚迷離,研究《史記》者對此均有同感。司馬遷以迷離之文表述《封禪書》,就是要使其產生難以置信的效果。在司馬遷的筆下,種種事態光怪陸離,但是細分縷析的條理是清晰的;各類情節丑態百出,但是層層推進的邏輯是明顯的:那就是以鮮明的事實表述問題的實質,以此達到警醒漢武帝的目的。抓住中心思想,層次自然分明。被諷刺的對象便一一凸現,他們就是往代的君主以及方士。那些熱衷于求仙的君主無一不是失敗者,那些鼓吹成仙之道的方士也都沒有好下場。

   抨擊方士的最終效果如何,《封禪書》沒有寫,事實上發生在黃帝身上的神仙偶像與歷史形象之爭遠遠不會完結。不過,司馬遷的良苦用心,以漢武帝之雄才未嘗不會明白;對于方士的屢屢敗露,以漢武帝之聰慧亦未嘗不能覺察。漢武帝與眾多方士之間的思想交流,可能已經超出一般迷信的范疇,而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所以才會產生“天子心獨喜”的效果。這其中的奧妙似乎已被顧頡剛看破,他在歸納方士將漢武帝與黃帝相比附的十一條事跡之后,昭然地揭示出“漢武有一事,黃帝則多一事”的現象。顧頡剛將方士鼓吹的黃帝故事比作“樓臺倒影”,折射“樓臺倒影”的本源則是現實的跡象,即漢武帝的具體作為。于是,方士玩弄的伎倆被歷史學家拆穿了。以漢武帝的具體作為折射出來的黃帝身影,漢武帝自己能否真正信仰,實在令人懷疑。然而漢武帝卻偏偏要作出信仰的姿態來,那是因為他要借此為自己樹立至高無上的權威,以獲取臣民俯伏敬畏的效果。

   將《五帝本紀》與《封禪書》“并讀”后不難看出,在脫離傳說境界以后,黃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兩個方向發展的。前者是造神,后者是樹人,性質迥異,形成途徑也截然相反。

   關于黃帝神仙偶像的形成途徑,被顧頡剛高度概括為:“由神變人,由好戰的帝王變成道家的宗主,再變成仙人?!被頻鄣納襝膳枷袷前湊盞背熳用枘〕隼吹?,所以他就會由神變人,再通過“且戰且成仙”的方式經由道家的宗主演變為仙人?;頻鄣納襝膳枷袼淙輝凇拔骱褐幸端垂攀凡徽際屏Α?,但是并不因為黃帝的歷史形象之出現而消亡,東漢以后它迎合著宗教的需要而變換形態,久久地被泥塑木雕于道觀之中。

   塑造歷史人物與描摹神仙偶像的途徑恰恰相反,歷史形象并不是當朝天子的“倒影”,而是要求當朝天子模仿的榜樣;不能用漢武帝的事跡去編造黃帝,而是旨在借黃帝的光輝影響漢武帝。所以,唯有以文獻記載及田野考察為客觀依據,從眾多的史料中抽象出尤為現實關注的內容,才能進而凝煉升華成為歷史形象。唯其如此,才具有榜樣的力量;唯其如此,才能夠推而廣之。

   至于黃帝歷史形象的性質,司馬遷在交代《五帝本紀》的撰寫宗旨時講得很清楚:“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厥美帝功,萬世載之?!被頻劬圓皇恰斗忪欏分蟹絞棵杌嫻某肆咸斕南扇?,而是如《五帝本紀》記述的那樣,既是開天辟地創立政權的圣者,又是鞏固和建設政權的偉人?;頻巰笳髯盤斕氐姆ㄔ?,顓頊、帝嚳、堯、舜四圣尚且遵序,當朝天子也就必須效法。這樣塑造起來的黃帝形象,概括言其性質,乃是封建帝王理想樣板。

、北朝各族共同祖先

   司馬遷按照建立政權、鞏固政權和建設政權三項全能的標準樹立起“法天則地”的黃帝,不僅要將黃帝視為當朝天子的楷模,而且意欲推遠成為萬世傳承的榜樣。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司馬遷采用了將黃帝祖宗化的辦法。

   司馬遷在《帝系姓》的基礎上,將以黃帝為祖先的觀念整理成為富有條理的世系,以此來體現他的歷史系統。而在這樣的世系中,是既有綱又有目的。

   司馬遷世系布局的綱領體現于《五帝本紀》?;頻墼諼宓壑姓季葑釵懷齙牡匚?,不僅由于時代上最古老,而且因為其他四帝都被編排成為他的子孫。對黃帝而言,顓頊是孫子,帝嚳是曾孫,堯是玄孫,舜是八世孫,則此四帝的后裔就全都成為黃帝的子孫。

   司馬遷世系布局的要目體現于《三代世表》。所謂三代,雖然指夏、殷、周而言,但是表中并不僅僅排列三代世系,而是往上追溯至黃帝,往下延續及西周共和以前封建的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燕等十一諸侯。

   正是以《五帝本紀》為綱,以《三代世表》為目,司馬遷為世人編織成一張碩大網絡,締結這張網絡的紐帶則是血脈。這樣的體例也顯示了森嚴的等級,從中可以看出列朝諸王、諸侯與黃帝的血緣有著明顯的親疏之別。按照親疏之別,分析上述血脈網絡,不難發現三個特點:其一,按照司馬遷的模式,諸王與諸侯乃至庶民百姓,或者能在網絡上找到相應位置,或者可以通過與某個支系掛鉤而攀接到網絡上面。其二,按照司馬遷的邏輯,這張血脈網絡具有蔓延的性質。其三,按照司馬遷的布局,為后世陸續進入域內的各族留下入圍的空間。

   在司馬遷編織的血脈網絡上,黃帝高踞在頂端,既是顓頊、帝嚳、堯、舜四帝的祖先,又是夏、商、周三代諸王以及眾諸侯的祖先;不僅如此,他還被推廣成為后世帝王及諸侯的祖先,乃至庶民百姓的祖先。以血緣網絡作為維系華夏一統的辦法并非司馬遷的原創,其發明應該歸于春秋戰國間的《帝系姓》;將這樣的觀念整編成為有條理的世系,從而提升、放大和推廣黃帝的歷史形象,才是司馬遷的歷史貢獻。顧頡剛指出的“‘中國四萬萬同胞皆黃帝子孫’的一個觀念,即由此篇(指《帝系姓》)來”,這是講到黃帝問題的根源上了。

   后世治史者大多遵奉《史記》為圭臬,其中對于司馬遷的精神領悟至深者是北齊史家魏收。魏收撰寫的《魏書》,是一部專門記述拓跋魏諸朝歷史的著作,在傳統的中華正史中屬于斷代史書。然而,《魏書》與《史記》具有相同之處:《史記》雖然以西漢王朝的歷史為重點,但記述了西漢以前自上古至秦的史實;《魏書》雖然以拓跋魏諸朝歷史為重點,但記述了北魏以前自嘎仙洞至拓跋代國的史實。既然與《史記》有相同的特點, 《魏書》也就可以看成一部通史;所區別者,它不是華夏的通史,而是拓跋氏的通史?!段菏欏返耐ㄊ沸災什喚齬崠┯諶舾杉痛朧櫓徑雜諭諾淖匪葜?,而且集中體現在該書的《序紀》里。

   與《史記》以“黃帝紀”為開篇一致,《魏書》的《序紀》將拓跋氏的祖先與五帝緊密地聯系起來。其一,拓跋氏的初祖是黃帝之子昌意的少子,亦即黃帝之孫;其二,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經加入堯的部落聯盟,并為驅逐女魃出過力;其三,始均還受過帝舜的嘉獎,被命為田祖。其四,“拓跋”二字意譯為“后土”,與黃帝“以土德王”意義相通。歸納這四點的中心思想,就是表明拓跋氏系自黃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

   雖然《序紀》之中追記拓跋氏祖先的內容甚為附會,魏收卻偏要努力將拓跋氏填入司馬遷血脈網絡之中早已預留下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就在昌意的名下。昌意為黃帝與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黃帝紀”的記載似乎是實實在在的人物;至于昌意生有多少個兒子,昌意少子為誰,卻沒有確切的記錄,這就只好聽便于魏收的杜撰。于是,通過所謂昌意少子的傳說,魏收就將拓跋氏的初祖設定成為黃帝的后代。

   雖然《魏書》之中有與《五帝本紀》相對應的《序紀》,但是魏收并未編寫與《三代世表》相對應的世表。不過,在《魏書》卷113《官氏志》下特設有“姓氏志”,在一定意義上發揮了世表的作用。于是,魏收就以《序紀》為綱,以“姓氏志”為目,也像司馬遷那樣構建起一張龐大的血脈網絡。

   《序紀》是魏收編織的血脈網絡的綱領,它貫穿著北魏建國以前拓跋氏發展的線索。關于這條線索,在始均之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拓跋氏尚在大鮮卑山一帶“畜牧遷徙,射獵為業”;第二個階段拓跋氏“始居匈奴之故地”;第三個階段拓跋氏已“遷于定襄之盛樂”。上述三個階段的出現,標志拓跋氏經歷了三次大的部落遷徙事件。拓跋氏的歷次遷徙都與部落組織的整頓同步,具體內容則反映在“姓氏志”中。

   “姓氏志”是魏收編織的血緣網絡的要目,它較為詳細地反映著北魏建國以前拓跋氏部落聯盟內外姓氏演變的情況。在以成帝毛為起點的第一階段,拓跋氏諸部有九十九姓,這是部落組織分化出諸多姓氏的時期。在以獻帝鄰為起點的第二階段,拓跋氏進入匈奴故地的新環境后獲得很大發展,于是“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隨后,每支國人又“兼并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這是拓跋本部大發展的時期。在以神元帝力微為起點的第三階段,拓跋氏以盛樂為中心組建成為強大的部落聯盟,該聯盟廣泛地接納草原游牧部落,形成“余部諸姓內入”的興旺局面。此后,拓跋部落聯盟雖然歷經興衰曲折,但聯盟的格局一直延續到北魏建國之前。建國之后,北魏王朝采用離散諸部措施陸續將游牧部落民收納成為其統治下的編民。收編之后的部落民多數被安頓在北魏前期國都平城附近,孝文帝遷都之際大部分部落民隨同拓跋氏政權來到新都洛陽附近。雖然屢經遷徙,但是部落民姓氏的歸屬已經相對穩定,這就為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奠定下基礎。

   將《序紀》與“姓氏志”相對照,就能綱舉目張地看清楚魏收編織的這張龐大網絡,它已經將北朝各游牧部落盡數納入。同時也就不難發現,像司馬遷筆下的諸王與諸侯那樣,魏收筆下的北朝部落姓氏也是依照關系的親疏劃分為三個層次的。第一層次共有十姓,為拓跋氏的嫡系。第二層次共有75姓,是“余部諸姓內入者”,它們是陸續加入部落聯盟的外姓。第三層次包括35姓,它們按照東方、南方、次南、西方與北方等方位分布在拓跋部落聯盟的周圍,與拓跋氏保持所謂“歲時朝貢”的關系。

   與司馬遷的網絡相同,魏收編織的網絡也利用了血緣關系,其中第一層次帝室十姓就都屬于拓跋氏的血脈。但是,魏收網絡的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所列部落則與拓跋氏似乎沒有血緣關系。不過,在“姓氏志”中,不僅逐一列出120個部落姓氏的舊姓,而且標明了各自新改的漢姓。這樣一來,眾多部落姓氏之間似乎就都由血脈潛在地溝通起來了,因為大多數的漢姓都已被列為黃帝的后裔。于是,通過漢姓的標示,原來并無血緣關系的諸種部落竟然被血緣的紐帶系牢在一起,并且都被掛到魏收的網絡上面。而且,通過漢姓的標示,魏收的網絡又可以全部掛到司馬遷的網絡之上?;歡災?,魏收網絡與司馬遷網絡合并成了一張更大的網絡,這張大網遂將北朝各族,包括新改成漢姓的部落姓氏與華夏舊有的諸姓氏,統統歸納成為一體。于是,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或者叔侄,全都成為黃帝的后裔。

   魏收敢于公然編織意味拓跋氏向華夏姓氏靠攏的網絡,那是因為這張網絡體現著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不過,值得思考的是,意味著拓跋氏向華夏姓氏靠攏的改革竟然是由拓跋氏統治者主動發起的。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孝文帝竟然帶頭將拓跋之姓改為元,從而公開標榜自己的祖先是華夏祖先黃帝的子孫。

   其實,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并非數典忘祖,而是貫徹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的意圖。道武帝在登基時就曾贊許朝廷群臣所謂“國家繼黃帝之后”的奏言。

   返回來考察司馬遷的“黃帝紀”所載世系,便不得不承認,北魏王朝將拓跋氏的祖先掛到昌意名下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其一,昌意是嫘祖之子,而嫘祖為黃帝正妃,則拓跋氏為黃帝嫡系,并非庶出;其二,昌意長子顓頊接替黃帝而成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則與顓頊輩份相當,地位也極高;其三,昌意有兄長玄囂,玄囂這一支直到孫輩高辛才獲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嚳,但對于拓跋初祖而言已經處于族子的輩份。 在輩份和地位兩個方面,昌意少子都占據了制高點,不但北朝部落姓氏望塵莫及,華夏姓氏中也極少有超越者。由此看來,拓跋氏遠認昌意少子為其初祖,正是為了表示,雖然他們居處偏僻,但是與黃帝的血緣關系卻是至親至近的,其氏姓最為優越。這的確是超越前人的設計,從道武帝到孝文帝焉能不樂于接受和發揚之呢?

   魏收遵循司馬遷的體例,將北魏建國以降陸續修訂而成的先世史輯入《魏書》。通過這樣的編輯,全面地總結了十六國北朝時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過這樣的總結,將黃帝從華夏祖先推廣成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

、結論

   司馬遷編撰《史記》建立起中國歷史的系統,并以黃帝為該書首篇本紀第一人,從而劃清歷史人物與傳說人物的界限。司馬遷采集眾多與黃帝相關的文獻和傳說資料,努力排除方士對黃帝的神仙化宣揚,使黃帝凝煉成介于虛實之間的人物,尊崇為封建帝王的理想樣板,供奉為華夏的始祖,這才將黃帝的歷史形象塑造成型。

   司馬遷筆下的黃帝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他以黃帝為《史記》第一人的做法是否妥當,或許還將爭論下去。不過應該看到,司馬遷塑造的黃帝形象,雖然與上古黃帝的真相不盡相合,卻符合漢武帝時代的現實需要。

   魏收縱觀北朝巨大民族融合潮流,總結孝文帝姓氏改革成就,將以北魏與東魏為主要內容的《魏書》撰寫成為拓跋氏的通史。他創立《官氏志》的“姓氏志”,以梳理諸部落的漢化姓氏,又在《序紀》之中將黃帝尊為拓跋初祖的祖先。魏收的做法顯然過于大膽,作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黃帝,與上古黃帝的真相存在很大差別,也遠不同于司馬遷筆下的歷史形象。然而,黃帝的歷史形象,在灌注蠻族的新鮮血液之后,被推廣成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客觀上順應了新的歷史發展形勢。

   不過,當黃帝被推廣成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以后,就跳出了歷史形象的框架,而被放大成為人文初祖的形象。至此,歷史學家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他們將黃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交給了社會。此后,黃帝的形象又被多次弘揚,每次弘揚都與當時社會的形勢密切關聯,也都在客觀上順應著更新的歷史發展形勢。

   黃帝已經成為海內外公認的中華民族人文初祖,成為廣泛團結世界華人的旗幟。如今的黃帝形象更加遠離上古時代,但是依舊適應中華民族發展的需要: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則。

(作者地址/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原文約4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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